1941 年，共产党员刘彦邦与夫人李蔓君等七八位同志从广东来到桂林，由地下党员李嘉人介绍到逸仙中学工作。刘彦邦因为在日本留过学，各方面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就担任了学校的校长，并在学校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1942 年，逸仙中学发生“七·九事件”，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逸仙中学的党组织迅速撤离。当时学校的校董李民欣向桂林国民党当局举报说刘彦邦有窝藏共产党的行为，桂林国民党当局立刻对刘彦邦采取监控行为，不允许刘彦邦夫妇离开桂林，等待审查。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刘彦邦窝藏共产党的真实凭证，只是凭借李民欣的话不能逮捕刘彦邦，但又不能放走他。就这样，刘彦邦夫妇既没有工作做，又不能到外面找工作，生活非常的拮据，后来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在漓江边转手倒卖木炭赚取一些生活费，维持基本的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之后，桂林国民党当局找不出刘彦邦窝藏共产党的证据，就解除了对刘彦邦夫妇的监控。1943 年 3 月，刘彦邦夫妇与吴师光等 5 人离开桂林市来到蒙山县，经熟人孔宪铨介绍到蒙山县中学任教，刘彦邦任学校教务主任。1944 年冬，日军占领蒙山，刘彦邦夫妇与吴师光等 5 人就搬到孔宪铨的家里去住，由于孔家住房太困难，于是刘彦邦 5 人又搬到瑶族学生赵培正家去住。赵家一下子住进这么多人，确实带来一定的麻烦。当时的瑶族兄弟生活也是十分困难，但赵培正一家还是想尽办法提供粥饭给刘彦邦 5 人。刘彦邦等人心里感到很是过意不去，觉得给瑶族兄弟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当时吴师光的爱人在赵培正家生下一个孩子，但是因为条件太艰苦，孩子被寒冬冻死，让人感到很是难过，但又无可奈何。

1944 年 12 月，吴师光与刘彦邦到昭平联系到工作，于是 5 人离开蒙山县的瑶山到达昭平县城，几天之后从昭平县城来到黄姚，在黄姚中学任教，刘彦邦担任教导主任，李蔓君是学医的，被安排教授全校的卫生课并兼做学校的会计管理账目。由于刘彦邦与李蔓君的党组织关系没有转过来，所以在党组织工作关系上并没有与广西省工委发生直接的联系。钱兴猜测到刘彦邦的中共党员身份，刘彦邦也知道黄姚中学有中共党支部的活动，但是因为地下组织活动纪律的需要，彼此间并没有向对方公开自己的身份，只是在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相互支持，心照不宣。当时，黄姚中学的中共党员为群众做了不少的事，群众和学校的校董、其他教师都非常信任这些没有公开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正是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之下， 黄姚中学成了广西省工委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

故事简评

一场灾难让共产党员与瑶族同胞建立深厚的感情，连成一条心；也让一批原本不相识的共产党员相互认识、相互支持开展革命工作，结成一条心；又让共产党员与开展革命工作的当地群众合成一条心。我们不怕灾难，怕的是没有人心，只要共产党员与群众心连心，任何的困难、灾难都可以克服、战胜！